●成本外化的西方工业化模式是一个消费与生产失衡的模式。在这样一个生产至上的经济系统中，消费为生产而存在、被生产所利用。在市场诱导下的消费，不是为了人类自身幸福而消费着，而为了满足被市场激发的欲望或对富有的炫耀而消费。这样一种被异化了的病态消费，同时也是一种高能耗消费。

●西方发达国家在国内实施的可持续发展，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成本外化的工业化模式，只是通过产业转移把工业化的成本由国内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已。西方发达国家虽然在国内建立起了低能耗、低污染的生产体系，但高能耗的消费方式并没有改变。

●中国不能重复成本外化的工业化模式，中国必须探索一种成本内化的新型文明模式。在人类与自然统一、竞生与共生协调、技术与价值的结合的新文明观指导下，探索消费与生产、人类与自然制衡发展的新经济模式。

当前，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处在重大转折时期，面临新的选择与挑战。

一方面作为经济与人口大国的中国遇到的资源与环境约束，在倒逼机制推动下，必须探索文明发展的新模式和新途径，另一方面，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又面临着对西方工业文明遗产继承的转型改革。在继承西方工业文明遗产基础上，建立适合中国、也惠及世界的新文明模式，是历史赋予中国在新时期的新使命和新任务。

竞争的市场体制与建立在科技创新基础上的增长方式，是西方工业文明对近代以来人类文明的两大贡献。中国所要进行的新文明模式的创新，不是简单的减法创新，而是加法创新。在继承西方工业文明遗产上，中国的经济改革面临着“双重转型”，即市场体制的转型和增长方式转型。在新文明观的指导下，进行“双重转型”的改革和文明模式再造，又面临着两大创新，即文明模式的创新与改革模式的创新。

探索文明模式的重建与经济模式的创新

中国政府已经从新文明模式重建的高度来应对中国经济增长遇到的新挑战。目前中国提出科学发展观，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发展观，而是一种旨在探索不同于西方工业文明的新文明观。按照中央提出的新文明观的基本内涵，中国将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文明模式重建的突破：

一是探索建立一种成本内化具有可普及性的新文明，突破西方工业文明不具有普及性的局限。

工业文明诞生的200多年中，只有占世界约1/7的人口分享了工业文明的好处。早在20世纪70年代，对于工业文明造成环境污染和资源短缺等问题，就引起了世界的警觉，在此背景下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崛起，则意味着中国作为一个十三亿人口大，将在很短的时间内，也要加入工业文明的行列。中国人口是目前工业文明世界人口的1.5倍，是美国人口的4倍。据测算，中国要像美国人一样生活，需要三个地球的资源来满足。中国遇到工业化障碍，实际上暴露了西方的工业化模式的弊端，即西方的工业文明是一种不具有在全球普及的工业化。西方文明不可普及性的深层根源，就在于西方的工业化模式是一种地球资源和环境无法承受的巨大成本外化的模式。从表面上看，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在发达国家已基本解决，问题主要在发展中国家。其实这是一个误区，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在国内实施的可持续发展，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成本外化的工业化模式，则是通过产业转移把工业化的成本由国内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已。西方发达国家虽然在国内建立起了低能耗、低污染的生产体系，但高能耗的消费方式并没有改变。无论是中国和平崛起的需要，还是人类文明史演化的必然，中国不能重复成本外化的工业化模式，中国必须探索一种成本内化的新型文明模式。因为只要这样文明模式在中国的崛起才不会形成对其他民族发展的挤压，才能突破西方工业文明的不可普及局限。

二是在人类与自然统一、竞生与共生协调、技术与价值结合的新文明观的指导下，探索消费与生产、人类与自然制衡发展的新经济模式。

成本外化的西方工业化模式是一个消费与生产失衡的模式。在这样一个生产至上的经济系统中，消费为生产而存在、被生产所利用。在市场诱导下的消费，不是为了人类自身幸福而消费着，而为了满足被市场激发的欲望或对富有的炫耀而消费。这样一种被异化了的病态的不健康的消费，同时也是一种高能耗消费。或者说是一种让消费来负担生产所造成的外化成本的经济模式。

新型经济模式应当是生产与消费相互制约、相互均衡发展模式。在新型工业化模式中，既要满足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的要求，同时也要满足消费者如何以最低能耗实现幸福指数和生活质量最大化要求。围绕新经济模式重建，就有一个新消费模式重建的问题。新消费模式重建需要从三个途径来实现，一是在新价值观的指导下，重新确立人类文明的终极追求，从过度追求物质消费主义向追求幸福最大化转变，使与幸福生活无关的物质消费退出消费领域，依此来降低能耗的消费。二是让技术创新进入消费领域，为低能耗的消费提供技术支撑;

三是围绕新消费模式进行立法和制度的创新。

奠基新文明基础的两大转型：增长方式转型与市场经济的再转型

如果说文明模式的创新是关系中国改革方向和命运的创新，那么增长方式与市场体制的转型，则是奠定新文明基础改革。

增长方式转型是解决当前许多问题的前提和关键。

增长方式转型是中国突破资源与环境对中国经济增长硬约束的主要路径。同时，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对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新要求。建立在依靠自主创新基础上的内生增长方式，是一种需要以激励自主创新为导向的更加公平竞争、流动性更强、诚信度更高、知识、人类资本、风险资本等高级生产要素保证供给的市场经济环境。目前，我国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无法承担这个使命。与粗放增长方式同步成长起来的市场经济，同粗放的增长方式一样具有不完善性、粗放型的特征。适应增长方式的转型，中国市场经济面临着从初级市场经济向高级的市场经济的转型。具体讲，面临着以下几个方面的转型改革：

一是市场竞争导向的转型：从招商引资、项目投资导向的市场竞争向激励自主创新、创业投资导向的市场竞争转变。实现增长方式转型最基本制度保证，就是要实现市场配置资源导向转型。

二是实现政府管理市场方式的转型：从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向自主调节的市场经济转变。政府对市场管理方式的转型是市场竞争导向转型的前提。必须改变政府管理市场经济的方式，使政府从干预市场经济的角色退出，让市场竞争的自主配置机制发挥作用。

三是从有限竞争的市场向充分竞争的市场转型。目前中国所建立市场经济仍然是一个有限竞争的市场经济。进入20世纪以来，影响市场竞争公平、充分展开的因素来自新形成的垄断。垄断不仅会抑制市场竞争，降低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同时也是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制度障碍。

四是从初级要素市场经济向高级要素市场转变。粗放的增长方式主要依靠资本与劳动要素的投入，而现代集约的增长方式，则主要依靠技术、知识、人力资源、制度等高级要素投入。决定现代财富增长的人力资本、技术、知识和制度这样一些软要素，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要实现低级要素市场向高级要素市场转变，单纯市场自身调节力还不够，高级要素的培育，不仅需要私人投入，更需要政府投入的配套。

五是政府角色从如果说在新文明观的指导下，围绕双转型是一只即将腾飞的大鸟，那么要保证这只大鸟有足够翱翔的空间和提供给养丛林世界，中国的改革就有一个丛林生态环境的培育和建设问题。

在丛林生态环境的建设中，政府充当着重要角色。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组织体系的初步形成，迫切需要政府从市场调节的领域退出，承担起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所需要的生态丛林环境的养护职能，包括主要是高效的公共服务体系和公共安全体系，降低公共成本的公共设施和准公共设施供给系统、降低公共交易成本的政府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系统、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增长的调节体系的建设。（消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