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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基本目的就是牟取经济利益，因此它在道德问题上是中立的。倒是在经营企业的管理者身上，由于他肩负着各种社会责任，我们才看到一丝道德主体的味道。
管理者应该是思想家吗？那倒未必，但他至
少是要有点思想的，否则他的管理就往往只有量感缺少质感。所谓“质感”是指物体的质地给人们造成的感觉，质地本身的不同，给人造成的感觉也不一样。
就拿管理沟通来说吧。从形式上说，沟通分为上级之间的沟通、同事之间的沟通和下属之间的沟通；从种类上看，沟通分为语言沟通和非语言沟通，前者又包括口头沟通和书面沟通两个亚种，后者则有身体语言沟通（身体动态姿态、服饰仪态、空间位置等等）、副语言沟通和物体操作三小类。想一想看，这么多的沟通形式和内容，如果把握不好，怎能达到“保证信息的收集、发送以及信息的准确传达”这个管理目的，又怎能避免出现沟通障碍？
不是有制度沟通吗？是的，但制度只是一种划定了的界限，只意味着建立了一种秩序，何况这种秩序尚需得到认可，比方说现存的国家分界线。
翻开一张世界地图，可以发现有许多几何类型边界，这种边界是根据天文学尺度，由子午线、纬线、弧线或恒向线来决定的，从表面上看虽然简单，但在实际勘定边界线时却遇到了麻烦，因为它没有考虑到该地区人类、种族、语言和部族的现实，像非洲的许多国家分界线就属于这种几何类型。其实正确的方法应该是采用人类地理学类型，根据文化、种族、语言、宗教等标准来划界的，这样才对这些集体有利，才有助于尊重他们的统一。
正因为“界限”把握的不容易，所以才有日本前首相池田勇人在“多管”还是“少管”之间的犹豫：
“池田勇人首相对工作极端热忱，他经常把内阁大臣，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大臣及其幕僚叫到官邸来，听取汇报，发出指示。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文部大臣荒木万寿夫很少来请示汇报，而他的文教政策一般认为是成功的；相反，他最使劲抓的经济政策，却未必能说获得了好评。”
周恩来总理堪称一代行政管理大师，他对这个问题也很感兴趣。建国初期，在一次会议间歇聊天时，周恩来问薄一波对刘伯承和邓小平的工作方法怎么看？薄一波更想知道周恩来的看法，就反问道：“总理，您看呢？”
周恩来认真地说：“根据我多年的观察，他们两人工作方法各有特色，邓小平同志是‘举重若轻’，伯承同志则是‘举轻着重’。”
薄一波进一步又问：“那么这两种工作方法您更喜欢哪一种?”
周恩来坦率地说：“从愿望上说，我更欣赏邓小平同志的‘举重若轻’。”
正因为沟通经常需要技巧，往往只有较高智商的人才能掌握好火候，英国前首相张伯伦算是一个。例如有这么一个故事：
“一天，张伯伦到议会去，看见邱吉尔像鹅一样走在自己的前面，于是，他也模仿那种样子，像跳舞一样晃晃悠悠地学着走，可是，走在他后面的麦克尼尔议员，看到他模仿前边人的那副样子，不禁捧腹大笑起来。就这么一件事，却解开了张伯伦与麦克尼尔长年之间郁结的坚冰般的不和。”
大平正芳由此感叹道：“幽默，可以说是能给人以微妙感的调剂生活的佐料，由于某种轻巧的幽默，就可以使当时的气氛为之改观，使陷入僵局的悬案豁然解决。”
完美的管理概念并不代表完美的实践，当许多命题在理论界早已失去视觉冲击甚至感到审美疲劳时，管理实践往往还顾不上。为什么经理们希望走捷径却每每做得不尽如人意，原因有时还得从外部去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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